文化产业发展将进入“战国时期”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强力推动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走向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的5―10年，中国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改制、兼并、重组的“战国时期”。

    综观文化产业这几年的发展，还具有从长期被束缚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后的“恢复性增长”的性质，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性推动还是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是体制性的束缚依然较大，出自市场本身的、内生性质的产业发展还没有普遍出现。因此总体上来说，观念突破的理论深度要大于体制改革推进的实际程度，产业发展破冰的意义要大于产值增加的实际数字，统计标准不一、数字缺乏，令我们事实上难以较为客观地把握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真正的问题所在，各种出台的政策还带有很大的摸索性质。

   辽宁出版集团的“整体上市”，使文化体制改革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未来的5―10年，中国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改制、兼并、重组的“战国时期”。这时，我们或许更需要认真研究市场与企业的平衡发展规律，防止过度集中造成垄断、抑制竞争机制对文化创新的积极推动作用。

    当辽宁、吉林、四川、江苏等一个接一个出版和发行机构冲破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条条块块”限制，踏上跨行业、跨地区兼并重组之路，继而走向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时候，的确为多少年来一直束缚出版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被解除而欢欣鼓舞。中国是一个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消费快速增加，但是文化产业存在“战略性短缺”的国家，培育出10―30个销售额50―100亿的出版集团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是，当人们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作大做强”，提高市场集中度的时候，也要防止出现另外一种倾向，防止我们本来并不多的出版市场主体大大减少，从而大大削弱文化原创者对于出版商的选择地位。

    过高的垄断将会对出版市场上高品质原创作品的生产产生什么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市场上只有一些规模巨大的出版集团，我们的出版业还能敏感地向个人的创造性致敬吗？强势的资本话语权和多样化的文化表达权是不是会和谐相处？当资本的力量急剧膨胀起来后，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如何保障？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深厚、人口众多的国家，应该具有一个大中小型出版机构并举，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发达完善的出版市场，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与繁荣态势。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出版巨头，更需要成千上万个活跃的中小出版机构和个人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