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经新闻】“争建金融中心”映射城市浮夸病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以及和国际接轨步伐的挺进，在各级地方政府眼里，建大广场和高速公路这些传统项目俨然已落伍，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成为眼下他们的新宠。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已至少有30多个城市提出规划建设金融中心。但有专家分析，名目繁多的金融中心其实是“地方形象”工程的另一个翻版，折射的是官员政绩观的错位以及对市场经济的扭曲。

　　“建立金融中心不仅需要相应的金融机构、服务产业优势、政策导向和地域优势，更需要有相应的产业优势。”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肖桦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人力资源、城市知名度也是重要的参考标准。

　　实体经济发达、货币和存款资源丰富，较好的教育水平和人才条件是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前提。但是就以建立泛亚区域金融中心的昆明为例，昆明目前的经济活力和金融实力能否支撑起当地政府这个宏大的框架令人质疑。因为目前昆明不仅金融业发展落后，金融服务中介机构数量少且质量差。

　　对于全国30多个城市扎堆建设金融中心的现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时红秀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如此评价，这不过是地方政府的冲动和扩张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而已。“只是表达他们的冲动和上项目的理念。延续了地方政府的传统特点，只是头号翻新了，更国际化了。”

　　这里存在一个执政理念上的误区。在建设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是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发达的实体经济更重要，还是政策更重要？也就是说在建设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是应该政策先行还是应该随其自然、水到渠成？

　　“就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来看，没有哪个国际都市是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是市场机制发展的结果。目前各级政府都在搞产业集聚、建金融中心，这是对市场经济学无知的表现，也是地方政府追求短平快的形象和政绩的表现。”时红秀说。

　　时红秀认为，政府急不可待地插手各种项目，这很容易引起问题。“目前土地资源的扭曲就是地方政府强烈介入的结果，没有考虑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政府的职能和优势在制定规则、政策和改革体制上，利用政策引导资源向某个方向流动，而不是在上项目、搞产业上。”

　　霍肖桦表示，从新加坡、香港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具有政策倾向性利好的作用下，依托区域性的强大经济基础、加上健全的基础设施以及相对低廉合理的税费成本才促使两者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所以政策先行是先决条件，但缺乏实体经济支撑，政策导向也将成为泡影。

　　天津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在天津市政府“立志成为北方金融中心”的大力推动下，若干年前曾有七八十家证券营业部进驻天津，但是由于百姓收入有限，存款少，以至于后来很多营业部又纷纷撤离。

　　从发展的实践来看，政策上的先导并不一定是好事，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分析，金融中心发展起来后，会导致地价、各种商务成本上升，对一般的制造业产生一种挤出效应。

　　“不根据城市实体经济发展特点和优势而提出的大金融中心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不仅不会起到正确的政策引导作用，甚至会形成地方金融业‘银政壁垒’。”霍肖桦说。

　　因此，霍肖桦建议，建立金融中心需要地方政府着重遵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准则，需要把握当地经济发展现状，少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多提出对当前经济有实质影响的利好政策，才能将经济政策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