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经新闻】高校因何深陷负债困局

　　一石激起千层浪，来自于审计署的一份统计数据再次把高校放在了火炉上。中国教育的警钟再度敲响。

　　近日，审计署科研所副所长刘力云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透露，截至2010年底，全国一共有1164所地方所属的普通高校有地方政府性债务，金额近2635亿元。

　　这么一笔规模不小的高校债务，让校长们愁眉不展。最后，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用新债偿还旧债。统计结果显示，地方所属高校借新还旧率超过了50%。（所谓的借息还旧率就是，当年通过举借新债来偿还债务的本息额与当年债务还本付息额的比。）

　　试问，被债务缠身的高校们还有多少精力去培育英才呢？

　　扩招引来的扩建“疯”

　　高校背负巨额贷款的直接导火索是大学扩招。

　　1999年，基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我国开始实行高校大规模扩招。1999年，招生人数暴增51.32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之后几年，扩招增速都保持在20%以上。到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超过1000万。

　　扩招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高校扩建。高校们不断扩大办学规模，盲目增加学科门类。学校内的高楼大厦也开始平地而起，教学楼、宿舍、食堂、图书馆不一而足。不少高校也开始建新校区，兼并大中专院校，或筹建二级学院。

　　高校的扩建在当时有着充足的理由。“学生来了，不能让他们没法上课，没法住宿吧。不然怎么学习？”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

　　据了解，高校大规模扩招之后，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明显的不足。就连北京大学也曾在1999年出现过宿舍吃紧，部分学生需要自行解决住宿问题。为了解决学子们的食宿问题，高校的扩建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可谓要地给地、要政策给政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刮起高校扩建风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随着事态的发展，高校扩建开始有点变了味道，从风变成“疯”了。高校们所追求的不仅要大还要美，更要有气势。校园规划和建设的标准一味求高，动不动就提出要达到“某某第一”；欧式、复古式，种种高品位高规格的建筑林立在各大高校里。假山、人工湖，甚至活水公园式的生态园林都出现在大学校园。

　　地方政府没有制止这种变味扩张的蔓延，反而成了帮凶。地方政府把城市管理和市场运作等经验和手段照搬到高校管理中，不惜投巨资开发“高校园”、“大学城”，希望利用高等教育的发展拉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当时的状况是，只要你有门子、能闹，就能从地方政府搞到钱。反之，你要是过于老实，什么都捞不到。北京的高校就属于最老实的那一拨。在这轮扩建潮里没得到多少好处。”回想起当初，郑风田的口气有一丝酸意，也有一丝庆幸。

　　高校盲目扩建是存在巨大风险的。如果将来人才市场的变化给预计的生源带来影响，新校区占的地用不了，学校开发能力不足，就有可能变成沉重包袱。

　　果不其然，中国教育在线发布《2011年高招调查报告》数据显示，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全国高考生源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人数1050万后，开始全面下降，最近两年累计下降了200万，并呈现速度加快的趋势，这一态势将可能延续至2017到2020年前后。

　　自此，高校陷入了负债时代。“建设高校基础教育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远非国家财政拨款所能解决的。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高校们大多采取了用银行贷款来弥补扩建过程中的资金缺口。现在，每一笔贷款变成了高校头上的一把利剑。”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沈哲彦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如今，很多高校开始不堪重负。上海经贸学院2009年宣布学校不再续办，成为中国第一所倒闭的高校；随后，仅招到8名学生的重庆北软教育集团软件工程学院申请破产；同年，号称能容纳6万学生的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也唱起了“空城计”……

　　校办产业的隐性风险

　　令高校负债的另一个隐性原因来自于校办产业（以前也称校办企业）。这个本应为高校提供资金来源的机构，因其效率低下反而拖了高校的后腿。

　　背靠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具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研发优势，在传统的理解当中，高校校办产业应当是最具发展潜力、最易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企业，以联想、北大方正、北大青鸟、清华同方、清华紫光为代表的高校校办产业的迅猛崛起，使高校加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但这几家企业仅仅是特例。不少高校校办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销售利润、税费总额和出口额都比其他企业明显偏低，有些方面甚至比传统的国有企业更糟糕。

　　据教育部科技中心统计，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有575所普通高校办有校办产业5039个，从业人员达23．76万人，销售收入607．48亿元，但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学校只有83所，仅占学校总数的14％，超过10亿元的学校12所，仅为2％，企业规模明显偏小。其中，科技型企业比重偏低，负债率偏高。1993个科技型企业资产总额为956．33亿元，负债达475．07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49．68％。由于是校方独资公司，这部分负债将由高校负责。

　　此后，国家对校办产业进行了改制。但校办产业并没有和校方彻底隔离。2005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和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对中关村科技园区校办产业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发布了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很多校办产业尽管经过数次改革，依然与学校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对于大多数校办产业而言，学校仍有绝对的控制力。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校办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略低于科研院所企业，平均经营利润比其他企业低将近一半，上缴税收也明显偏低，出口水平不到其他企业平均水平的1/6。

　　当然，不能否认校办产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校办产业需要承当的主要职能是实现技术的转化，由于精通技术的人才主要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而一般企业则人数相对较少，层次较低，这将使很多高科技的研发成果无法转化为实际的企业操作，而校办产业则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沈哲彦说。

　　但校办产业的效率低下、市场运作不如普通企业，往往不能让高科技投入与产出成正比。曾任清华大学企业集团董事长的荣泳霖介绍说，本世纪初，清华校企每年为清华提供教学科研经费支持１亿多元，仅相当于国拨经费的一半。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转型时代，普通企业，尤其是大型私企对于高科技的认知度已经非常高了。校办产业所固有的优势已经逐渐淡化。相反，校办产业在市场运作的弱势还多多少少地存在。

　　民办教育专家、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曾发文称，我国应该向斯坦福大学学习。美国硅谷70%至80%的从业人才来自肄业的斯坦福大学。有趣的是，斯坦福大学没有校办产业，专门将学校的地块建起“科学技术园”租给具有创业热情的人们，鼓励人们进行创业，而斯坦福大学这种宽阔的胸怀培育出了许多具有自主创新的学生，充实着美国的技术人才队伍。而如今众多学子名耀世界之时，斯坦福大学的名声也遥传千里，而学生通过捐赠方式回馈给母校，也进一步推动大学的建设与科研热情。

　　相反，抑制痴迷与校办产业则会让大学教授一心想赚“外快”，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来顾及教学，学生的知识水平有所下降，使学校的学术竞争力减弱。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我国可以由科技部或教育部领头，组建一个高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各大高校可以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拿到这个平台进行拍卖。有兴趣的企业可以参加竞标。如此一来，各大高校可以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研究成果的价值。同时也可以相互了解其他高校的研究成果，开拓思路。

　　教育应回归本质

　　高校陷入负债风波之后，无疑会影响到其正常的教学工作。我国有必要解决高校的后顾之忧，让教育回归本质。

　　众高校将贷款用于扩大规模、基建建设中，学校建起了座座高楼大厦，等还款时高校又不得不从人才引进、学科建设、科研实验等经费中抽取出资金，直接导致了教学、科研环境恶化，甚至可能会造成优质师源的流失，办学质量变差。所以高校负债问题，必须尽快把钱窟窿补上。

　　令人担忧的是，陷入负债风波的高校，几乎完全失去了偿还的能力。不少高校也曾尝试过各种办法，但效果并不理想。例如，燕山大学和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卖地行为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舆论认为，大学征地走的是教育征地的路子价格低廉，卖地时却走市场化的路子价格高昂，这明显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郑风田认为，高校负债固然与各地高校“争奇斗艳”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在于我国高校扩招的大背景。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主动承担起偿还债务的责任。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世界上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虽然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更是成了2020年的目标。在高校普遍负债的大背景下，财政向教育经费应该实现大踏步的前进。

　　“我国也可以尝试将民间资本引入地方高校，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当然，这要看国家的决心，和地方政府是否舍得把行政区内为数不多的高校卖出。”在郑风田看来，让教育回归本质，不在于高校是公办还是私办，关键在于能否让高校无衣食之忧，能否让高校有更大的自主性，为培养人才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美国的大学，无论是公办还是私办，钱都十分充裕，有的吃利息都能吃饱。这样的大学才会一门心思扑在教学和科研上，而不会被琐事缠身误了正事。”郑风田说。

　　有了钱，高校也不能乱花了。高校要转变思想观念，将发展重心由扩大规模转向提升教育质量。早在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高等院校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加强高水平学科和大学建设。”

　　与此同时，学校还要在财务预算管理方面更加透明化，形成公布财务状况的行为习惯。“此前高校在资金使用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监管，导致债务成本中出现了较多的铺张浪费，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成本开支。银行也没有对高校资金的借贷形成必要的预警监控，只是简单地认为，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将会有政府托底，在借款的款项上数额较大。”沈哲彦说。